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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二代接班那些事:仅有18%愿意接手家族企业

时间:2018-09-29 23:10:29  来源:本站  作者:

  “高帅富”难道还可以不快乐吗?“高帅富”的无奈和抱怨,难道不都是矫情吗?

  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内地居然只有18%的“二世祖”愿意接手家族企业,肯定会出离愤怒。

  近日,默多克家族风波不断,惊悚连连;香港的郭氏家族被传“兄弟阋墙”,狗血程度更是直逼港剧……接班人问题重新受到瞩目。海外家族企业在财富和权力传承过程中刀枪剑戟、凄风苦雨的戏码,马上就会在我们身边上演。

  2012年的内地富豪圈,“接班”成了一个热门线年中国GDP总量的6.6%。但500富人榜上的一半人士年龄在50岁以上。创业板、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创业一辈大多已达55-64岁,各家族的长子、长女们平均年龄也达到35.72岁。财富传承成为难以回避的命题。

 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(微博)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余明阳教授带领的团队对国内182家在各行业排名前3位的杰出家族企业的调查显示,这些大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家平均年龄52岁,未来10年,都将进入或者已经完成“接班人”产生与权力交接过程。

  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,只有18%的“第二代”愿意主动接班。至于那些不愿主动接班的“富二代”,有的是对严厉、小气、自以为是的父辈不满,有的是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,有的养尊处优惯了不想被约束,有的是国外生活多年不适应国内风格。他们往往更加钟情于“虚拟经济”,对于网络、电子商务、VC(风投)、PE(私募)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,对创办实业、成本控制、精细化管理等兴趣不足。

  去年12月,全国工商联研究室、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和李锦记家族公布的《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》显示,在占中国经济总量70%到80%的民营企业中,有90%以上是家族企业。全国工商联的一名负责人甚至表示,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一半来自家族企业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约44.3%的企业主表示目前还没有考虑交班的问题。这在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(Bain& Co)今年4月发布的研究报告《“基业常青”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专业化道路》中也得到证实。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韩微文指出,中国民营企业的决策通常高度集中,关键职位在当前和未来都面临人才短缺的局面,对继任的安排与规划不足。他开玩笑地说,现在和内地企业老板见面常说两句话“谁接你的班?”“注意身体健康!”

  事实上,在已经考虑的家族企业中,多数希望能够由家族继续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,约45.4%的企业主表示希望子女能够直接管理本企业,还有19.33%的企业主打算让子女继承企业的股权,“子承父业”的内部传承模式仍是主流。

  在网上,这些二代接班人因性别不同而被戴上了“高帅富”或者“白富美”的帽子。虽然他们外表未必养眼,但至少也是海归背景,豪车代步,名牌傍身。据新财富500富人榜统计,30岁以下的富二代中,很难找到没有留学经历的。比如,三一集团梁稳根的独生子梁在中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;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之子刘相宇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;世茂集团许荣茂的女儿许薇薇、儿子许世坛均有澳大利亚留学背景;宗申集团的左颖17岁时被送到巴黎学法语,19岁时到迈阿密读高中和大学,此后嫁给了美国人麦克;娃哈哈宗庆后的掌上明珠宗馥莉在加州圣马力诺中学读高中,此后进入洛杉矶佩珀代因大学。

  目前,已有许多富二代开始接手家族事业。1984年出生的梁在中,现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兼财务总监;31岁的杨国强之女杨惠妍被委任为碧桂园副主席;朱孟依刚刚将23岁的女儿朱桔榕扶上合生创展常务副总裁之位,许世坛则担任世茂集团执行董事,许薇薇负责世茂旗下商业地产业务……这些接班人既然已经“上位”,自然不会再对“子承父业”吐苦水。但是毫无疑问,事业与个人兴趣常常难以两全。

  丰收日企业的郑孟午就是一例。他的母亲吴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家乡宁波经营饭店,父亲是一名公务员,从小家庭优越。郑孟午告诉《新民周刊》,他最初想从事教育或传媒领域的工作,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。他从小就在学校出黑板报办校刊,还在家乡电台实习,主持过音乐和学生节目。在首都经贸大学求学时,他在学校宣传部门工作,采访过一些校友和教授。本科毕业郑孟午去日本读研究生,也选修了一些与传媒相关的课程。

  他去日本留学那一年,企业进军上海餐饮业。毕业前一年,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给郑孟午,说自己一个人支撑丰收日很累很辛苦,希望儿子回国帮自己打理生意。郑孟午开始认真思考接班这个问题,“生意渐渐做大,她会打电话给我,说明确实感觉很疲惫,她一个人撑着不容易,我是家里独生子,我不帮她没有人帮她。”郑孟午当时想着,回去帮母亲几年,等生意上了轨道,再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年。从十年前上海第一家丰收日开张,到如今30多家分店遍布上海、北京、香港、江浙等地,旗下发展了丰和日丽、云餐厅、点沁等针对不同层次的餐饮品牌,郑孟午付出了很多努力,也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再拿笔杆子或执教鞭。今年,他又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(微博)上EMBA班充电。虽然他依旧爱好文艺,孟京辉、赖声川的话剧每场必到,喜欢看《红楼梦》,爱听昆曲。

  上海交通大学余明阳教授指出,内地家族企业接班人危机的深层原因,在于“职业经理人”体系尚未成形,与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纽带关系相比,外来的职业经理人显得非常脆弱。丰收日也曾考虑请“外援”。但打理公司生意多年,郑孟午体会到,即使找一个年薪100万的职业经理人,也很难替代自己的作用。“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文化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,他开展工作要有员工的信任,背后也要有董事会的支持,而这两者并不是仅仅业务上干练就能获得的。”规范化管理在家族企业的老员工看来总是很麻烦的,原本简单的一件事现在要走规范的流程,不免降低了效率。郑孟午说:“比如门店要买一批汤碗,以前店经理派采购员去买就行了,但现在要先申请,物流部先查一下库存里还有没有汤碗,如果没有,采购部要去询价,财务部要审核报价,VI要设计碗上的logo。一套流程走下来,原本一个星期能办成的事现在要半个月,一线门店觉得麻烦。”

  当家族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,规范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。但陌生的职业经理人要求推行此类改革,很难得到“元老”的支持。与此同时,职业经理人的诚信缺失在中国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,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的观念自然落伍,但家族企业对外来职业经理人抱有戒心,还是有许多客观现实原因的。“上阵父子兵”常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

  作为独生子,郑孟午可能没有对接班说“不”的权利。如果创始人有多个子女呢?

  根据新财富500人榜,在内地家族企业中,长子无论在公司管理权还是股权的继承中,都占据优势。在113家开始股权传承的中小板、创业板公司中,15家由控制人家族的长子担任董事长,仅5家由次子担任。虽然“三子”中不缺乏硕士等高学历人才,却没有人出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等职。从拥有的公司股权看,长子也远超越其他兄弟,持股比例平均为17.43%,平均控制的市值为3.11亿元,而次子这两项数字只有15.58%和2.97亿元。

  不可否认,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影响着内地家族企业。如果二代是独生女,“选婿接班”的现象越来越多。去年11月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《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》显示,共有19家上市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女婿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、总经理甚至董事长职位。而今年出版的《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》显示,当前富二代中已婚者的比例高达46.4%。很多富人相当注重对女婿的培养,而女婿们也在公司遭遇突变时充当了主心骨。2011年4月,兴民钢圈前控制人、董事长王嘉民因病过世后,就由其女婿、80后高赫男接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。2008年12月,华星化工(5.33,-0.03,-0.56%)董事长庆祖森辞职,同样由其女婿谢平接任董事长兼总裁。

  其实,家族企业除了管理权传承,也可以实现股权传承。据新财富500富人榜统计,国内企业绝大多数创始人都是先转移管理权和少部分股权,让后代担任董事长等重要职位,观察一段时间,再逐步转移控股权。堪称富二代成功接班典型的徐冠巨,2004年已出任传化股份(7.08,0.02,0.28%)董事长,但至今只拥有公司24%的股权。当然,也有碧桂园这样先转移控股权的案例。

  除了管理权如前所述进行传递外,许多民企在设计上市架构时已经着手股权转让,这在中小板、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表现尤其突出。截至2011年底,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919家企业中,有113家招股书中出现了控制人家族第二代的名字,许多富二代由此浮出水面,其中甚至不乏未成年人。如恒基达鑫(12.71,-0.12,-0.94%)董事长王青运未成年的女儿张莘,持有公司6.23%的股权。鱼跃医疗24岁的少东家吴群已获得11.03亿元的财富。

  余明阳总结说,内地家族企业存在多种接班模式,其中“另辟蹊径”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父辈做原有产业,儿辈另起炉灶,产业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,但父辈不时为儿辈提供支撑。

  例如,恒安集团的许连捷的三个儿子都无意接班,长子许清流目前负责资本投资,次子许清水主攻房地产投资,小儿子许清池则负责连捷商贸集团的品牌连锁运营。闽东人王力也是一例。闽东许多企业都做电机出口,王力的父亲创办的电机企业做了16年出口,生意最重要的是靠金牌业务员大家的产品都差不多,外语和技巧娴熟的业务员能抓住核心客户。王力的父亲想,如果女儿能够把这些业务都掌握在手上的话,根本就不怕那些业务员想跳槽。他毫不犹豫地送王力出国留学。

  按照父母的意愿,王力本科学的是管理,研究生学的是金融,为回国接班做准备。回国以后,父亲安排王力去工厂上班,但枯燥的工作环境让在国外见过世面的王力很无趣。“在工厂待了半年时间,我父母说,老待在工厂会不会太委屈你?要不要自己做一些什么?那我说,要不就做红酒吧。”

  王力上学时在澳洲一些餐馆打过工,当地餐馆会在酒单上选一些比较出名,性价比较高的酒供客人品尝,老板让王力负责做酒单,她经常去澳洲当地的一些酒庄挑选,久而久之对红酒有了一定了解,也和许多酒庄主熟识。于是她决定利用在澳洲的资源做红酒贸易。为了不辜负父母送自己出国深造的初衷,王力一边打理红酒生意,一边兼顾工厂的业务。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客人我会长期跟他们保持联系,谈判这块也是我负责,具体跟单、搭货之类的由助理负责。”

  传统制造业生存堪忧是王力做红酒贸易的另一个原因。“我们机电产品原材料都是金属类的,比如铜线去年涨得很厉害,原先一吨铜线万多。人力成本也在涨,不然留不住工人。我们收的是美元,汇率又一直在跌,所以做实业挺头疼的。”王力认为,传统出口制造业随时会遇到风险,红酒、咖啡、燕窝等消费品贸易相对来说比制造轻松,这是一个快速膨胀的行业,只要操作得好,利润空间会比制造业更高。“从经济学角度上讲,葡萄酒行业还属于抛物线上升阶段,还没有过那个最高点。”

  很多同样认为制造业前途晦暗的“富二代”朋友效仿王力,做起了她的经销商。王力在厦门开了一家直营店,外地销售有两种模式,一种是把酒批给经销商,另一种是代理加盟,加盟商可以在当地开一家和尊荣饮艺相同的会所。“一些国外回来的朋友,他们不想接家里的生意,就跟我说,哎,王力,我看你这个做得不错,干脆你把一整套复制给我。现在天津、成都、佛山都有我的经销商。我给他们做培训,他们父母都会给一定的资金,就跟我订一批货,通过自己或父母的一些人脉关系来把这个路子铺开。慢慢他们就会摸索出哪些产品适合当地的风格,什么样的价位合适。”相比父辈在工厂里熬大半辈子,王力更喜欢红酒贸易带给她的生活方式。每次出差不仅可以去参观风景如画的酒庄,还可以品尝当地的有机食物,“非常享受,根本就不会觉得是在奔波出差,完全没有这种感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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